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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華為應該具備什么樣的條件?
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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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為在中國,乃至在全世界,應該說都是改開四十多年以來做的最成功的一個創新型實體經濟企業。不僅受到了很多中外企業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的尊重和重點關注,也受到了美國這樣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霸權主義國家的重點關照。這就一方面體現了華為的價值,另一方面也說明華為的一些創新,還是觸及到了美國等一些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利益。也就導致人們對華為的態度,一方面表現出驚詫、積極、熱情,另一方面又都變的異常小心謹慎,沒有像改開當初那樣,狂熱地形成一股潮流,大張旗鼓地向華為進行學習。

    我們是做科學的理論經濟學研究及相關成果轉化工作的。由于我們基于科學的理論經濟學推導出的“復興企業治理模式”,和“華為模式”有著非常大的同質性,看到華為的成功,等于給我們的推導做了一個最好的范例,自然會抱有一個興奮和積極熱情的態度了。自從心血來潮搞了一個“學習華為好榜樣”的活動以來,接到了很多人的電話和微信咨詢,給我的感受是,一些人比我們更心血來潮。很多人用一種生產性的思維,把“華為模式”簡單地看做是一種技術,好像和其它技術一樣,學到手了就可以照貓畫虎的進行生產,然后就可以在生產過程中逐步提升和完善,變成自己的一個管理控制手段。

    實際上不是這樣簡單的。在企業的治理上,存在著兩種不同層次的保障手段,或者稱為保障措施:一個是結構,一個是技術。結構是根據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原理進行設計的,技術是根據管理需要結合實際進行選擇開發的。兩者作用不同,但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能把“華為模式”簡單的理解成一種技術手段。“華為模式”是一個完整的從理論、到設計、再到具體的資源整合和結構、最后才是技術和產品的流程再造這樣一個全過程創新實踐模式。沒有前面的理論、設計、資源整合及結構,是不會有后面的技術和產品的流程再造的。簡單地去做技術模仿,最后一定是生產不出合格產品的。何況華為現在的模式,由于缺少理論指導,還是一個經驗式的探索性設計模式,也就造成這個結構還不是一個成熟穩定的模式,還是一種處于中間態的過渡模式。你如果僅僅是做結構和技術上的模仿,特別是在現有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盲目性還是很大,風險性也還是很高的。

    從華為三十多年的成長歷程來看,“華為模式”相較于其它企業治理模式,特別是相較于所謂的現代企業治理模式來說,在現有市場經濟體制下,如果放開競爭沒有政治干預,應該是具有強大的、戰無不勝的碾壓式競爭優勢的。就好比毛澤東當年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其戰力相比較其它反動軍隊,具有壓倒性強大優勢一樣。因此,我們認為,這一方面反映著華為順應時代發展需要,找到了市場競爭的真諦,抓住了在市場競爭中取勝的核心要點。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應該看到,和毛澤東所面對的戰爭對手一樣,盡管武裝到牙齒,由于過于保守迂腐,脫離社會發展實際,不能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才體現出了華為的強大。因此,我們對華為的認識,一方面要承認“華為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先進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華為可能存在的不穩定性,和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普適性缺憾,還不能成為一個具有普適性的通用模式。這就給我們學習華為做了警示,不是什么樣的企業家和企業,在什么樣的發展階段,都可以隨便進行模仿的。

    比如,你愿意接受勞動價值論、并根據勞動價值論重新認識效用價值論嗎?你愿意只擁有很少一部分股權,把大量的企業收入用于企業的研發投入和激勵員工嗎?你有足夠的權威讓其他投資人絕對同意在你們的企業引入“華為模式”嗎?我敢說,還不要多,就這三個問題,讓今天中國所有的所謂企業家來回答,估計也就沒有幾個真心愿意學習“華為模式”,或接受引入“華為模式”了。你不要嚇唬人,“華為模式”是這樣的嗎?有這么可怕嗎?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就是這樣的,不信你們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華為基本法》和任正非的講話。華為就是一個勞動價值論體系下的、按勞分配的勞動組織模式,就是一個對內開放、對外封閉的資源共享模式,就是一個領導人具有絕對權威的集權和民主集中制下民主的混合模式。如果不是這樣的模式,是構不成今天的華為的。所以,你要想學華為,就必須具備下列一些基本條件。

    首先,你必須調整價值觀,把自己的價值觀調整到勞動價值觀下。沒有勞動價值觀,你是無法接受以后的結構設計和管理技術成型的,資源也是很難實現共享,業務流程也就很難打通的。這點非常重要,是后面工作的起點和基礎。沒有這個起點和基礎,就不要考慮去學習“華為模式”。特別是,如果作為企業的主要領導都不能接受,就不要指望下面的管理人員和所有員工接受了。而這在當前的中國,在主觀效用價值論已經占據主導地位,勞動價值論被徹底否定的今天,又是最難做到的。這也是華為區別于中外其它企業、比其它企業優秀、比其它企業具有競爭力的最重要的的地方。華為之所以能夠三十多年堅持在實體經濟內創新發展,拒絕各種投機,踏踏實實在行業內堅持技術創新,堅持不涉及運營商業務,沒有這樣的價值理念支撐,是很難做到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華為的價值觀端正,在于華為能夠排除各種干擾堅守勞動創造價值的理念。如果任正非的華為也像其它企業那樣,崇尚效用價值觀,或者價值觀混亂,在金融房地產大量吸金的時候,就一定會無法抵制地去跟著搞金融、搞房地產,起碼一點,他就不可能再有大量的資金在研發領域進行大量投入支持技術創新,也不可能有錢去吸引更多的科學家給他做基礎研究支撐技術創新。因此,調整價值觀很重要,這是看你有沒有堅持學華為這個定力的決定性考驗。

    其次,作為一個組織領導勞動、親自參與勞動的企業家,選擇一個什么樣的經濟安全標準作為基礎,然后在這個安全標準基礎上,去提升自己的勞動創造,而不是無限擴大資源占有,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馬斯洛從個體需求出發進行分析,提出了五個需求層次理論。我們對人類活動進行考察,從人類活動的特點上進行分析,提出了人類活動的四個層次理論,也就是一般活動、科學家的活動、企業家的活動、政治家的活動四個層次。不論是需求層次,還是活動層次,最終決定你在哪個層次的,是你的資源占有情況下的經濟安全標準認同。如果你具有了一定的資源占有能力、具有了資源占有的經濟安全標準,當資源占有滿足了這個經濟安全標準、對這樣的資源占有具有安全感的時候,你就可能向高一個層次躍升。否則,你就只能繼續在低層次活動,去追求你的最大滿足和安全。

    比如一個人,如果你能夠滿足于每月一萬元的資源占有,你就可以放棄更大的資源占有而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和更高層次的活動。也就是遵從生理、安全、參與、尊重、自我實現的需求層次,及一般、科學家、企業家、政治家活動這樣的遞增層次向上尋求躍升。如果環境逼迫你需要更大的資源占有量才具有安全感,你就無法向高一個層次躍升。比如,就每月一萬元的資源占有量來說,在北京,你就無法滿足,就不會有經濟安全感,就無法參與更多的活動,就不可能安心搞科研當科學家,就必須被動地去尋找能夠保證你獲得更多更大資源占有量的活動去做,甚至去選擇投機。而如果是在一個偏遠小城市,由于環境壓力降低,經濟安全標準也隨著降低,如果你同樣具有每月一萬元的資源占有量,你就可以做到更多的參與社會活動和安心做一些你喜歡的科研項目。

    對于一個人是如此,對于一個企業也是如此。在做企業的時候,當你滿足于一定的經濟安全標準的時候,你就可以把更多的資源占有用于對企業的研發和對員工的激勵上,去做一個真正的企業家,為企業長遠利益考慮,為社會利益考慮。如果你無法滿足,你就只能無限地去追求企業資源占有的最大化,干著和一般勞動者相同的事情,去追求滿足你的經濟安全需求,乃至去做投機生意。只不過企業這樣地去掙錢,去追求更大的資源占有,和一般勞動者使用的手段不一樣,或者手段一樣投入的資源不一樣罷了,本質上都是在經濟壓力下,在經濟安全標準不斷提高的影響下,不斷追求個人私利最大化。這時的你和你的企業,很難去參與更多的社會活動,很難像任正非一樣,靜下心來去做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或企業家,很難安心對企業的研發和員工激勵進行大筆投入,也不能從企業的長遠利益考慮,去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

    第三,你是不是在公司具有絕對權威的大股東?你能不能說服你的其他股東接受勞動價值觀和有限的經濟安全標準?你的公司是不是處于一個可以接受有限經濟安全標準的狀態下?如果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公司的大股東,不具有絕對權威,你就不要想這個事,這不是你想的事。甚至建議都不要提。因為如果你的大股東愿意這樣做,他自己會主動去想的。如果他想不到,你建議也沒有用。他想都想不到的事,你建議他去做,反而會害了他。如果你是一個大股東,也有這樣的想法,就要考慮能夠說服所有股東、起碼是說服絕大多數股東都能夠接受。如果其他股東具有更大的利益需求,你也要謹慎,起碼要備足資金準備購回那部分股份,還要知道人家是不是愿意賣給你。只有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你才可以考慮往下做。還有,就是要看你的公司是不是可以接受一個有限的資源占有標準,這個也很關鍵。如果你的企業債務壓力過大,你的資源占有標準就變的無限高,這時做轉型風險就非常大。因為畢竟做企業是有風險的,如果投入太大,短期內又不能見效,造成資金鏈斷裂,加之債務過大,就可能造成企業崩塌,這樣的企業就不適合進行轉型。

    第四,即使你具備了上面的三個條件,也不要急著進行轉型,要找專業的咨詢機構進行咨詢,和專業的咨詢機構結合起來進行學習交流,最大限度地實現對“華為模式”的充分認識和理解后,再考慮進行轉型。因為我上面說了,“華為模式”并不是在科學的理論經濟學指導下形成的一個穩定結構,而是一個建立在經驗和感知基礎上的過渡性結構。控制的不好,或者經過一個周期的成長階段后,它還是要向穩定結構調整的。這就是任正非一直擔心的員工會怠惰的原因所在。如果是一個在科學的理論經濟學指導下的穩定結構,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了。這樣的調整,可能會向科學的理論經濟學預期的那樣一個穩定結構轉變,也可以向傳統的穩定結構現代企業治理模式轉變。特別是在失去主動控制下的自發調整,向傳統的穩定性結構現代企業治理模式轉變的可能性,要大于向科學的理論經濟學預期的穩定性結構模式。而這種倒退式、潰敗型的轉變,往往是要伴隨著企業動蕩,嚴重的要造成企業裂變的。如果具備了條件,能夠整合好資源,和專業的咨詢公司進行結合,在科學的理論經濟學指導下,像科學家設計跨海大橋、摩天大樓那樣地在科學的理論指導下進行設計,就會確保企業向穩定的、科學的理論經濟學預期的結構轉型,而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最后一點,也非常重要,必須要說清楚。“華為模式”是一個非常先進、也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的結構模式,應該可以肯定地說,它是一個適應工業社會發展需要的市場經濟模式,是未來人類社會組織勞動最經濟的一種組織模式。但這個模式也會同歷史上其它模式出現時遇到的境遇一樣,要面臨人們的各種質疑,同時也要承受各種挑剔和排擠,特別是面對政治環境,面對各種保守勢力,存在有一定的政治風險。比如華為現在面臨的被美國的打壓,比較傳統的所謂現代企業治理模式來說,就憑空增大了一層政治風險。既然要搞,就必須做好這方面的思想準備,像任正非那樣,必須要有堅定的理想和信念。關于這方面的內容,更多的就不方便在這里說了,需要的話可以私下進行交流。

    總之,所謂的現代企業治理模式,是在錯誤的西方政治經濟學指導下建立的一種落后的企業治理模式。而“華為模式”,盡管是一個經驗型的、過渡性的企業治理模式,但卻是一個具有創新性、先進性的企業治理模式。他對傳統的治理模式來說,是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我們根據我們對科學經濟學的認識和理解,結合“華為模式”進行分析得出結論,“華為模式”盡管還是一個經驗型的模式,且還不是一個穩定性的模式和架構,是一個過渡性的模式。但就是這樣一個過渡性的、不穩定的、經驗式的模式,卻已經顯現出強大的創新力、生命力和競爭力。如果進行很好的總結和研究,特別是在科學的理論經濟學指導下進行完善,“華為模式”一定會成為工業社會穩定的、普適的企業治理模式,成為適應工業社會發展需要的、一個普遍被人們接受的企業治理模式。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企業和企業家,參與這樣一個科學的企業治理模式的探索,我們也愿意為此提供最大的幫助。

    在這里還想特別提醒一下那些國企領導,特別是國企的主管領導們,“華為模式”更適合于國企改革。如果國企能夠引入“華為模式”,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就不是慨嘆國企的私有化不夠,而是惋惜國企的私有化有些過頭了。大家可以對照上面的幾個條件比較一下國企,價值觀、經濟安全標準、內部的集權性、政治資源等,告訴我們國企學華為沒有任何先天障礙,好像國企天然的就是為學習“華為模式”而創設的?這也間接的印證了“華為模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印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一方面要鼓勵私營企業發展,另一方面也要保證國有企業做強做大,并且可以保證國有企業做強做大。絕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必須搞全面私有。

    最后還是要廣告一下,有愿意做一個真正的、工業社會的企業家的,有希望把自己的企業做成一個華為式、乃至比“華為模式”更穩定、更具創新力和競爭力企業的,看了上面的文章內容后,感覺已經具備了一定條件,想要啟動轉型前準備工作的,可以加微信15978425048,輸入“學習華為好榜樣”申請通過,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溝通交流。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幫助你和你的企業進行轉型研究,待條件允許,我們也會盡最大努力幫助你和你的企業實現成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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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張強。草野思想庫理事會理事成員,民間思想者,民間智庫河南復興經濟科學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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