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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壺濟世 - 黃開泰首頁
人性·人文·文明之導論(五)
201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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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錢穆說,“若謂中國文化重在人文,西方文化重在講自然,則人文只在自然中產生,人文亦不能脫離自然而獨立,人文仍是一自然。天地生下人,赤裸裸的,那叫自然。穿上了衣服,那是自然還是人文呢?又建筑了房屋,這又是自然還是人文呢?中國人愛講‘天人合一’,所謂自然與人文,也仍該是相通合一。在人的身上便有了天,在文化中便包有了自然,而此人與文化則從天和自然中誕生。”錢穆,中華文化十二講。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30頁

    地球自然、客觀生命是人文之本,是文化之源。在農耕文化主導生存的時代,絕大多數的文化都是為人服務的,衣食住用,只有很少數如兵法、刀劍、心機謀略等文化是為野性之爭的,是殘害人的。西方文藝復興之后,科學等與貪婪野性結合一起,相互促進,力量日益增長,反而奴役人,走物質路線,創經濟規模,沉溺在物質享樂的泥坑里不能自拔。

    科學等不是自然化成的文化,是文化智人的物質理性的結晶,是獲取物質利益的動力作用下形成的結果。獲取物質利益的理性,產生于本能之惡的物欲沖動,但科學理性是在人們知道運用人之外的自然工具,提高獲取物質利益的效率開始的。木棍、石器是人最原始的工具,削尖木棍、打造石器是原始的理性實踐,后來有了青銅器、鐵器,發明了機械,創造了化工,是文化智人獲取物質利益的能力突飛猛進,進入信息化、智能化的文化生存時代,這樣的能力更是與日俱增。

    以物質利益為文化方向,以獲取物質利益為文化路線,西方文化基本沒有改變,才有了戰無不勝的文化力量。中國文化進入農耕文化主導的生存時代,生存需要的物質得到了保障,就關注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存關系,從堯、舜開始,特別是經過春秋戰國之后,孔子、孟子等先圣,就完全確立了以人為本、以和為貴、進化精神的人文路線。生存,物質不是唯一的,綠水青山很重要,社會和諧很重要,沒有綠水青山的自然生存關系,沒有和諧互助的社會生存關系,不是自相殘殺,就是污泥濁水,生存都會出問題。

    物質原則的西方文化,不懂自然客觀、天人相應的活生生的人,不懂多維聯系的生命客觀。《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第二講》:“在科技方面,雖然西方人很行,但在生命方面,西方人就不見得行。”牟宗三著,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羅義俊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頁西方文化沒有以人為本,顯微鏡邏輯是基本原則,方法正確是結論可靠的保證,至于客觀現實之中,有沒有為人服務,有沒有尊重自然、尊重生命,有沒有破壞生存關系都不重要,甚至實驗室里認識的對象是不是自然真實的人,是不是飲食寐寤、起居動靜的活生生的人都不重要。

    在今天的文化生存時代,物質原則至高無上,市場競爭合情合理,顯微鏡邏輯主宰思維,功利價值確定判斷,文化有用沒用的標準,就在物質價值,就在經濟效益,樹立人性、進化精神的文化拋棄了,順應自然、營造和諧的路線背離了,自然生存關系變成了純粹的物質關系,社會生存關系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關系。

    西方文化在哲學、宗教等論爭中,推動了物理、化學、數學的發展,文藝復興又將科學從神學中解放出來,獲得了巨大的野性力量。科學帶領世界進入工業化之后,地球有難了,生存危機了。文化智人沒有檢討自己的野性,沒有檢討科學和商業文化,就連有著五千年人文傳統的中國人,也與人文之道漸行漸遠。我們莫要以禮義之邦自居,那是中國文化主導我們生存的過去,不是西方文化主導我們的現在。

    科學需要進步,經濟需要發展,地球村需要建立,但人性之善、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更加重要。人樹立起了善的人性,文化生存時代有了人文理性,科學能夠尊重人、愛護人,就有人文價值,經濟能夠關心人、幫助人,就有人性溫暖。沒有人文理性,不能以人為本,“科學價值,最多僅止于‘化物成能’。人類文化,最多亦僅止于各憑物力‘互爭長雄’。而其所爭,亦終不出‘物’與‘力’之閥域。用物多,擁力強,是為勝利;用物少,擁力弱,則為失敗。科學真理,不啻如獅虎之爪牙。人生蘄求,僅等于雞彘之營逐。”錢穆·文化學大義·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27頁。

    中國文化的人文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世界大同,地球村的經濟開放互利互惠是其重要內容。但并非什么樣的地球村都可以,要是地球村的村長是惡霸,又有野性十足的狗腿子做幫兇,再加上地球村的村民,個個都像豺狼虎豹爭資源爭利益,這樣的地球村就是人間地獄。文明的地球村,要有文明的村長,要有文明的管理人員,要有文明的村民,否則科技不過是惡霸掠奪壓榨的武器,經濟不過是野性貪婪爭奪的獵物。

    十三

    智人的形態進化是自其然完成的,已經300萬年了,文化出現超過了五千年,但整體的文化智人,生存意識、理性精神,和過去300萬年的原始智人沒有本質的區別,爭、掠奪是維護生存的基本方式,物質利益是維系人與人、群體與群體、國家與國家的紐帶。西方文化有形態進化的認識,對肉體形態的分析很深刻,卻沒有思考人之神--本能欲神、理性識神,沒有認識人之神和動物野獸之神的本質區別,為物質而物質,把肉體作為生命之主,人完全物化了。

    文化早已成為獨立于人的理性意識之外,獨立于自然客觀的事物之外的一種事物,有了自己固有的價值觀念、邏輯規則和精神意識,具備了影響自然生存環境,營造社會生存關系,塑造人的理性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智人要有清醒的頭腦,了解文化的生存價值,知道文化作用對生存關系的影響,能根據文化特征合理地發展文化、運用文化。更需要了解人永遠都是文化的主宰,無論什么樣的文化,都必須服從人的生存需要,滿足好奇心、追求物質安樂,絕非文化的主要意義。活生生的人的生存是文化的根本,生存關系之和是文化的底線,科學與商業文化失控,不只是文化智人難以生存,地球上的其它生物也難以生存。

    進入文化生存時代,傷害人、毀滅人的可能性,不再僅僅是天災了,更可怕的是人禍,是人運用文化自相殘殺、你爭我奪造成的人禍。農耕文化,這樣的爭斗是冷兵器的爭斗,規模、速度都受到冷兵器的制約,工業化之后,科學極大地提升了爭斗的殘酷性,發展了爭斗的規模,地域、大洋都阻止不了野性之爭的鐵蹄。戰爭武器不斷升級,生存威脅不斷加大,自然生存關系惡化,社會生存關系緊張,使今天的文化智人活得緊緊張張、戰戰兢兢。

    文化生存時代,人禍幾乎沒有斷過,而且越來越慘烈,原子彈、生化武器、智能武器,人們還在為更大、更慘的人禍進行著高科技的文化準備。我們有了文化,但我們沒有人應該具備的仁義道德,沒有人性,惡之欲蠢蠢欲動,自私貪婪,野性無情,為了利益最大化,為了更奢侈的物質生活,開發資源,肆意揮霍,地球千瘡百孔,社會競爭激烈。

    科學與商業文化的進步,沒有文明保障,沒有人文精神掌控,更加有可能的人禍是,人被自己發明創造的科學消滅了。奧本海默的悔恨,斯蒂芬·霍金的警告,西方文化沒有重視,強勢發達國家野性十足,橫行霸道,要謀求國家的生存、民族的生存,就必須參與科技競爭、市場競爭、軍事競爭、人才競爭,在野性獸道上你爭我奪。

    要拯救人類,要實現文明,西方文化是靠不住的,掠奪成性、野蠻霸道的強勢國家是靠不住的,只要文化生存還是有西方文化主導,社會還是勝王敗寇的社會,人們還熱衷于競爭,熱衷于物質功利,奧本海默的悔恨就沒有任何意義,斯蒂芬·霍金的警告起不到任何作用。文化智人要可持續發展,要文明,唯一的希望在中國文化,在中國強大,在人性的樹立。

    文明要克服野性,克服私心。文化智人身上沒有毛,但心靈沒有變,還是野獸、原始智人的心靈,物質為重,自己為先,力量決定。文化智人爭奪的力量,是文化力量,不是自然力量,心機謀略、技術實力、市場欺詐,各種文化手段,所展現的無不是為我唯爭的力量,其目的無不是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

    中國要強大,中國文化要復興,發展科學與商業文化是必須的,但物質利益、科技水平的強盛,不過是實現文明的物質方法,是標不是本。文明不在高樓大廈、網絡數碼等物質,不在日新月異的奢侈生活,在人性的進步,在精神的進化,在仁義道德的塑造。文明的過程,是一個潤物無聲、持之以恒的精神進化過程,沒有中國文化的主導不能成功。遺憾的是,這個世界把中國文化之本弄丟了。

    衡量文化有沒有文明的意義,基本標準在文化有沒有以人為本的仁愛精神,也就是人文精神是否成為文化的主導精神。有人文精神,科學才會成為生存的福音,市場才會有利于生活,政治才會為民眾安寧、社會和諧保駕護航。沒有人文之善,人文之美,“人類文化史,將下儕于群狗爭骨。一應歷史上政治、法律、經濟之種種措施,乃及此兩百年來新科學之種種發明,亦不過群狗爭骨之方式不同,技巧不同之花樣繁變。試問此種所謂真者,果真乎不真?”錢穆·文化學大義·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29頁。

    仁愛是無私之愛,是原始自然的血親母子之愛的理性升華。文化生存時代是野性的,人文精神、仁義道德不會自己掉下來。沒有進化精神,文化智人的愛依然停留在野獸、原始智人那樣的血親之愛,社會不能文明。我們還沒有成人,倡導唯物唯利、為我唯爭,還可能出現像希特勒、東條英機那樣的大惡人,還會有一大群惡人的幫兇,因此不能輕視文化的人性問題,也不能輕視智人的精神進化問題。

    經歷過數不勝數的人道災難之后,如今的文化智人,應該認識到西方文化的野蠻特性,應該了解生命苦難的文化根源就在唯物唯利、為我唯爭的西方文化,應該明白生存危機的發生就因為文化智人的貪婪理性。如果還不覺悟,不用中國文化確立文化生存原則,用中國文化營造社會生存關系,喊再多的人文精神、說再多的人權,沒有益處。

    就文化智人目前的生存狀況來說,中國強盛的意義極其重大,關乎人類文明,關乎生存遠景,決定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強是中國文化強,只有中國文化強,人文精神才能屹立不倒。

    成熟于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文化,吸取了遠古黃帝、堯、舜等的仁德思想,吸取了春秋戰國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的血的教訓,分辨了人與野獸的本質,區別了文明與野蠻,樹立起了以人為本的文化大旗,確定了文化為活生生的人服務的總原則,擺正了人與物、道德與利益之間的關系。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也。夫物質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西方文化不同,一直追求物質利益,發展出了貪婪、競爭的文化精神,獲得了毀天滅地的文化力量,成為了主宰人的文化。

    《人類簡史·后記》:我們讓自己變成了神,而唯一剩下的只有物理法則,我們也不用對任何人負責。正因如此,我們對周遭的動物和生態系統掀起一場災難,只為了尋求自己的舒適和娛樂,但從來無法得到真正的滿足。擁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負責任、貪得無厭,而且連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險,恐怕莫此為甚。(正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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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1953年出生,主任中醫師,四川省科學城醫院退休。16歲跟師學中醫,通過函授獲得本科學歷,從事臨床四十余年,獲得病人廣泛贊譽,每天門診量50人次左右,發表中醫學術論文四十余篇,出版《中醫之和-辨證論治的生命哲學》專著一部。個人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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